树立法治信仰，我是43号廉洁，请大家关注
虽然基于维护客观行政法秩序的考量，行政诉讼中存在诉判不一致的情况（如情况判决），但司法审查的路线不能偏离原告的诉讼请求太远，或者完全将原告搁置一边而独辟蹊径，它最终给出的诉讼结果必须充分顾及原告的诉讼请求。
[68]《关于检查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执行情况的汇报》（1992年）。……林区秩序开始由乱到治。
2、执法检查的过程应更多地关注法律规则的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的制度初衷是通过检查法律实施的情况督促相关的执法机关提高执法水平。[22]《李鹏委员长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99年3月15日），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9年第2期。……第三，我们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2009年的《工作报告》则彻底改变了这一长期坚持的风格。【注释】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权的完善与重构（项目批准号：10YJC820069）的阶段性成果。
在微观层面，该院也会不时地针对突发社会的情势将部分司法资源调度到一些具体问题（如司法参与地震地区灾后重建、参与打击危害幼儿园小学周边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等）的处理上。从以上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执法检查选题的确定应当能够直接地反映执政党的政策导向。由是，旨在保障生活中弱者的基本生活权利的社会法，尽管与行政法、民法等法律存在部分交叉，但仍因其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成为了独立的法律部门。
然而，任何政府官员都是可能犯错的人，都可能滥用手中的权力，由是，权力又成为最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大敌。通过前述社会立法，新兴的社会法部门逐步确立了劳动制度、就业促进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弱者权利保护制度等，突出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有效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作为一个有别于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及程序法等传统法律部门的新兴法域，社会法产生的背景是社会发展进入到现代化建设阶段之后，社会竞争加剧，必然会制造出一批弱者。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法律保障权利，又通过权利制约权力，以实现法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整合。
死刑是惩罚的一种技术性手段，其目的是实现罪与罚的对称性公正，使犯罪成为得不偿失的行为而最终起到恢复公正、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在制定立法规划时，明确提出要将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包括社会法在内的七大法律部门，[3]此可视为立法高层开始构想建立社会法部门、完成法律体系总体构架的标志。
这种依靠政策调控的权利保障手段随意性较大，在国家利益优先的观念主导下，常常会压缩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甚至是牺牲掉个人利益。《物权法》确立了私人财产与国家、集体财产同受平等保护原则，私人的合法财产、尤其是当下广受关注的私人房产及其他不动产的权利不可侵犯，征用补偿原则等在《物权法》中得到明确规定。{3}信春鹰：为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努力做好立法工作，载《中国人大》2010年第19期。以上举例主要涉及公民的财产权及生命权，其他有关人权的立法进展，需要重点提及的包括2006年开始推行的《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定》、2008年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这一目标的提出，为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立法实践及法治建设作出了明确的规划。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尤其是第二原则、即差别原则要求社会制度的设计须以适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为导向，致力于在社会竞争和分配中保护弱者的利益，此正是社会法部门得以产生的理论基础。【参考文献】{1}王兆国：关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日报》,2010-11-15。来源:《政法论坛》2011年第6期 进入专题：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人权 社会法 民生立法 民主立法 。
私有财产权具有天然的抵御公权力性质，无怪乎哈耶克说：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防范国家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一个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这一立法修改也给刑事司法一个导向，限制使用死刑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主题之一。国家通过立法对公民的财产权加以承认和保护，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的尊重与保护，同时也是对2004年人权入宪的一种回应和信守。
按照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社会制度应当尊奉的原则有二：第一，当使每一社会成员有权拥有与他人的自由并存的同样的自由，包括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另一方面，能有效地形成对公共权力的限制。【摘要】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2010年如期形成，标志着法律日益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保障公民权利的最重要的制度手段。从政策调控到法律体系—这一公民权利保障途径的变化，正是改革30余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快速立法的社会背景及深层原因。{2}徐显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完善，载《人民日报》,2009-03-12。因为只有形成了公共空间，才能确保公权力受到有效监督、促进民意与决策的良性互动，创造出和而不同的局面。
在权利-权力的对抗性结构中，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坚持国家本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往往被置于顾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后，多以政策调控、宣传动员甚至群众运动等方式加以实现。同时，市场经济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运作，也会将一部分弱势群体的权利置于得不到保护的处境。
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建设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伟大创造，也是世界立法史上前所未有的{3}。《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定》针对司法环节中，为求破案效率屡现刑讯逼供的问题，规定全国检察院在办理职务案件过程中必须实行同步录音录像。
对于未来民主立法的趋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李君如先生在第三届北京人权论坛上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政治参与法》，通过这一包裹立法将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用法律形式规范化地确定下来，解决建设公民社会的主体、动力及其实现途径问题，以释放其政治活力，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10}。{9}[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杨景宇：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物权法出台的背景和意义，载《求是》2007年第9期。[3]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1年3月9日。如此大规模的法律法规增长势头，用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的评价说，我国的立法速度之快为世界所罕见，创造了世界立法史上的奇迹。尽管学界对社会法一词所涵盖的范围尚存诸多争议，但研究者大多认同社会法包括以研究劳动关系为主的劳动法和研究社会安全制度相关法律规范的社会安全法（socialsecuritylaw，或称社会保障法）{8}。
未来发展将是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两大领域并重，既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统筹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教育权利保障方面，如《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法》、《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条例》。
尤其是在最近十几年，随着改革的深化，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养老抚恤、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出现很多新的问题，产生了新的需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把立法的重点转向民生，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节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关系、保障社会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由此，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的法律部门—社会法（sociallaw）。在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方面，后者显然比前者成熟得多，它减少了国家对于公民个人的直接的、破坏性的冲击，使公民权利获得了法律这一制度化力量的保障。
《物权法》的颁布使得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具有了制度化基础，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的杨景宇先生认为该法对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4}。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这样加以安排，以使它们(1)适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2)在机会公平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此更多关涉公民的经济、社会利益{9}。
当下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张力日趋紧绷、原有的单一价值观走向多元，这一格局迫使国家管理的思路必须做出调整。不妨简单总结一句，初步建成的法律体系承认和界定出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为公民保有和行使权利提供了现代社会最为可靠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私有财产权表面看来指向经济利益，却产生出意料之外的道德意义。然而，进入承平时期，尤其改革以后，中国社会从温饱不足到进入总体小康，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个人捍卫自身利益的意识和要求越来越强烈。
由此，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确认的权利构成了一个合法政府必须在其中活动的框架，这为我国政府朝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转化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指标系统。公益事业方面，如《献血法》。
法律确认和保护的权利越多，就越能有助于公民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越能构成对公权力行使的有效制约，从而促进选择法律成为国家和民众共有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规范了国家机关的执法行为，为公权力的行使划出法定边界。
2010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批关涉公民民主权利的重要法律进行了修改—如《全国人大会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全国人大会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行政监察法》等，及时修正了一些不合现实情况的规定，落实和扩展公民平等、积极地参政议政，进一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不断推进建设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民主政治体制。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是长远发展方向，但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有效惩罚方式之前，死刑并不需要完全立即废除。